燃烧的世界:国际秩序和失控的市场 otcbb

股票资讯  2021-02-24 08:05:18

很多担心当前乱象的思想家担心,整个世界可能会回到长期竞争状态,回到“他们vs我们”的时代,认为这将是一个灰暗的新世界。

作者:郑飞

引导阅读

人们普遍将欧洲自中世纪末期以来的进步归因于多元竞争的存在,同时也认为国际竞争的危害不会太大,国际秩序会自我调节。

二| |无论美国是否强加于人,当代世界确实是一个“威尔逊世界”。

三| |如果说一战之前的世界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竞争,那么二战之后的世界就是矫枉过正,网开一面。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击者回顾战争的最初时刻时,他们大多会提到人们的欢欣鼓舞。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用又恨又羡慕的语气详细描述了战天:“在维也纳,我发现整个城市的人都很迷茫,最初对战争的恐惧突然变成了满腔的热情....突然间,维也纳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旗帜、丝带和音乐。年轻的新兵们正在愉快地行进,他们的脸上充满了自豪...激情的陶醉,夹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乐趣和纯粹的信仰,古老的抛笔魅力和爱国话语...那种可怕的,几乎无法形容的,让数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感。”

许多历史学家将这种好战归因于19世纪中后期达尔文主义对欧洲文化的渗透。在赫伯特·斯宾塞和白志浩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社会竞争导致社会进化。社会竞争主要是国家与民族的斗争,主要体现在战争中。一个群体正是通过战争来加强和巩固其内部的团结、效率和社会制度的完善。

德国将军伯恩哈德是歌颂战争最有力的人,他说“战争是万物之父”,“战争是生物的第一重要必需品,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替代的规范力量”。没有它,不健康的发展就会随之而来,这将排除任何优秀种族的进步,从而阻碍任何真正文明的发展。”

当时欧洲人或多或少接受了这种对战争的尊重。比如柯南·道尔在他的作品里用福尔摩斯的嘴叹了口气:“会又冷又苦,华生...但这毕竟是上帝之风。暴风雨过去后,太阳底下会有更干净、更好、更坚实的土地。”

其实这种认知和当时欧洲人对历史的认知和对现实的体验还是挺符合的。人们普遍将欧洲自中世纪末期以来的进步归因于多元竞争的存在。同时,他们也相信国际竞争的危害不会太大,国际秩序会自我调节。社会史家查尔斯·蒂利有一句名言,“一国制造战争,战争制造国家”。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即战争带来的紧迫而持续的压力推动了国家组织的建设)其实是19世纪众所周知的事实。欧洲人确实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模式在19世纪的欧洲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战败后,封建特权被废除,个人权利被赋予。耶拿惨败后废除了普鲁士的农奴制,1859年意大利战争失败后开始了奥地利的自由改革,俄罗斯专制统治的大松动也源于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的悲惨遭遇。

正是在这种对战争的美好想象中,欧洲人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三年后,1150万人死亡,和平又来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印象深刻的自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对西方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难忘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限时代》一书中哀叹道:“19世纪崇高而伟大的文明建筑从此消失在战争的火焰中...对于1914年之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这个分水岭前后的差别太大了,很多人根本做不到现在和过去。

从此,欧洲人对世界和自己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迎面前进的文明精神不复存在,许多金科玉律被抛弃。威尔逊主义通过法律控制世界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传统的均势体系被集体安全体系所取代,战争作为外交政策手段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控制国际竞争,而不是鼓励国际竞争,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思潮。

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用讽刺的口吻指出,美国人把民主、自由商业活动和基于国际法的全球国际秩序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唯心主义的观念来源于美国特殊的国情,幼稚而不切实际,但并不妨碍威尔逊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思想的基石和提出时那个世纪国际关系的现实(基辛格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凭借其超强的实力把自己心目中的世界图景强加于他人)。

无论美国是否强加于人,当代世界的确是一个“威尔逊世界”。这首先体现在国际战争暴力的迅速下降。在20世纪50年代,全世界平均每年有6到7起国际冲突,到了21世纪,这个数字下降到不到1起。每百万人的战争死亡人数从1950年的240人下降到2000年的10人。在研究当代战争的起因时,Callevi Holsti指出,1945年至1989年间,因领土问题爆发的战争数量比1815年至1941年间减少了近50%,因商业或资源争端引发的冲突数量减少得更多。此外,战争的平均持续时间和战争对国家生存的威胁程度都在显著下降。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约翰·基在他的名著《战争史》中说:“在我花了一生的时间阅读战争的历史材料,与老兵们一起闲逛,参观以前的战场,观察战争的影响之后,我似乎觉得战争即将消亡,无论战争是否理性,至少它很可能不再是人类处理分歧的必要和有效的手段。”正是由于国际暴力的显著减少,斯蒂芬·平克乐观地写下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将其描述为人类历史上超长期趋势的一部分。

其次,这体现在国际经济交流空前的稳定和安全。在19世纪,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的安全几乎完全取决于有关国家的武装力量。二战后,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出现,以及国际商法的普及和对接,编制了一套国际经济控制网络,极大地提高了国际投资和贸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降低了各国的经济交易成本,极大地增加了世界市场的容量。

1913年,以2012年美元计算,全球海外投资总额约为1万亿美元。从2005年到2019年,几乎每年的海外直接投资(FDI)都会超过1万亿美元(2015年和2018年除外)。如此庞大的资本市场的出现,完美的说明了这个时代经济资源的安全性和丰富性。

这个威尔逊世界不仅是一个受监管的世界,也是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理论的体现和胜利。如果现实主义者将国际政治视为权力的游戏,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与国家之间的交流最终会使人习惯于合作,也相信国家和社会在和平与繁荣中的进化能力,认为国际合作和适当的管理可以促进“成功的国家模式”的传播。

至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民主化的浪潮,但同时也出现了逆转的浪潮(且势头未尽)。换句话说,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但相反的趋势同样强烈,似乎不仅仅是受到当代民主化浪潮的刺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趋势?很多人给出的解释就是榜样的力量。但说实话,这个答案太直白,目光短浅。个人认为应该归咎于威尔逊世界秩序的缺陷。其目的是控制国家暴力的规模和程度(它认为国家间暴力是最可怕、最大的扰乱和平与繁荣的因素),它确实做到了。但随后又假设和平创造了“渗透和学习”,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相当多有缺陷的国家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和平中享有国家安全,没有足够的竞争压力,它们缺乏改革的动力。

威尔逊世界的这一缺陷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这个世界上有相当多的失败国家(失败国家是指那些政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已经降低到一定临界点的国家。它要么失去了对其领土的控制,被该国的军阀或私人武装力量分裂,要么政治腐败到政府几乎瘫痪和无法提供基本社会服务的地步,其社会和经济衰落,家庭暴力肆虐。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拒绝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当然是一个不同意见的问题(在这方面没有公认的准确定义)。但是,世界上有这样的国家,但绝对是事。

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失败?这个问题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答案。但是,美国政治学家赫伯特在他的著作《战争与非洲国家》(War and African Countries)中指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面临任何严重的外部威胁,所以这些行政结构薄弱、民族多样性极大的穷国,从来没有像现代欧洲国家那样有机会通过战争来创建/巩固自己的国家(国际战争缺乏的后果之一就是政府精英没有改革税制的动力,公民很少因为外部冲突而增加对国家的认同)。赫布斯特认为,非洲国家尤其如此,它们往往有太多的弱点,但享有太多的国际安全。

所以,如果说一战之前的世界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竞争,那是很大的损失,但是二战之后的世界矫枉过正,损失很大。

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也未能幸免于福山的命运,《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问世十多年后,各种“不平”的书籍蜂拥而至。史蒂芬写的《格雷文世界》。金就是其中之一。在书中,简世勋给出了一个悲观的判断:“在政治和经济上,西方版的全球化已经到了自己的极限。”

在这本书里,简世勋用明确的语言说了一句话:全球资本和商品流动不仅创造了繁荣,也造成了西方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里已经用详细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分化。达沃斯论坛上大声疾呼的各国精英与愤怒的民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各种民粹主义政客应运而生,他们开始鼓动民众,要求重建一个孤立的世界。

这些民粹主义的抱怨不能说不合理。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民族国家原有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工会)被大大削弱。由于威尔逊的世界秩序在冷战后过于成功,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上层阶级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安全时,确实忽视了对同胞福祉的照顾(新自由主义的流行不能说与他们的自满无关)。与此同时,一些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这些民族国家应对社会保护的能力。例如,简世勋指出,欧元区的实现使意大利失去了汇率调整的手段,这本来可以在经济竞争中给失败者一点喘息的机会。

似乎可以说,对威尔逊世界秩序的过度而成功的控制,如上所述,不仅消除了那些自治不良国家的外部压力,也促进了发达国家民族共同体的自我解体。

当然,董事会不可能完全专注于威尔逊世界秩序的设计缺陷。简世勋指出,影响西方世界的因素仍然有三个:移民、技术和货币。由于交通日益便利,旅行费用下降,知识增加,更多国家和地区动荡,气候变化,人口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大规模转移,正在冲击西方世界的稳定;新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割裂了人们的内心和体验,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在线部落,造就了大量不满和流动的市民;最后,“当每个国家都试图从疲软的全球经济蛋糕中分得更大份额时,货币政策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以邻为壑’的工具。”

我们如何修补当前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这里有一些很明显的想法。例如,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ny Roderick)认为,“国家面临三种选择的艰难选择:要么限制民主选择,希望全球经济和金融利益能够最大化;要么限制全球化,希望国家的民主选择得到加强;要么实行全球民主,并在全球或区域一级建立机制,以取代那些仍然被认为属于民族国家的地区。”简世勋还指出,欧盟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允许欧元解体,实行弹性汇率制度;二是为资本市场建立正式的调解机制,改变过去对债权人的偏好,为欧盟建立负担分配机制;三是放弃边界,建立欧盟的联邦国家。

简而言之,他们的主张是维持现状,走向孤立主义(去全球化),或者建立全球/地区政府。目前西方国家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分裂,可以看作是这些不同选项之间的斗争(一方视对方为民粹主义极端分子,一方视对方为卖国精英),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这些选项不受欢迎的程度。政治上讲,不可行。

那么,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办法吗?很多担心当前乱象的思想家担心,整个世界可能会回到长期竞争状态,回到“他们vs我们”的时代,认为这将是一个灰暗的新世界。但也许解药在这里。其实还有一种方式,是上述思想家和政策倡导者还没有想到的(或者说想到了,但暂时不方便说),就是把一个威胁极大的敌人重新引入(或者说制造)到国际体系中,以此来重建世界秩序中的竞争压力,以外部冲突促进内部团结,让依然处于对立的精英与民众握手言和,在民族国家与国际市场的自由竞争之间建立必要的平衡。区域之间的合作和区域之间的对抗是这种解决办法的可能变体。这有点像重建21世纪的“帝国”格局,每个“帝国”内部实行“全球化”,外部却分割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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